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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遍电影 又看了大半遍《变形金刚》，发现更多原来潜伏着的许多细节，很有趣，真是匠心处处。
擎天柱问西蒙斯，你见到我好像并不惊讶。
西蒙斯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堆官方言辞，掩饰的是：他在服役的第七区早就对威震天有所了解。
电视屏幕上的美国总统发表演说，国家安全形势不稳，我们将发动对敌对国家的军事制裁。
国防部长对着屏幕说，这下他可以稳固总统位置了。（台词大意）——拍电影除了可以不动声色地安插进各式各样的软广告，还可以借机发表政治观点和主张。后一条在美国适用。
抛却令人眼花缭乱的场面不说，《变形金刚》好几处令我感动不已，那些体现出超越理解和语言的信任——每一次人类做出方向性正确的选择，例如山姆第一次受到路障的袭击，在关键时刻拉着女友上了几分钟前还追着他满街乱窜的大黄蜂；例如山姆恳求西蒙斯把大黄蜂放了，西蒙斯因为敌我难分而拒绝了山姆的恳求，上尉伦诺克斯拔出枪要求西蒙斯听从山姆的指挥，国防部长也在一旁帮腔——看电影拍电影的自然都晓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这生死攸关时刻，那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伸手，还是能让人不禁为之怦然心动。如何可以将自己的性命托付？又托付何人？
大片是这样可爱的东西，你明晓得整个故事充斥着不着边际的理想主义情结，关于真善美的定义和追求被模式化，还每每能如愿抵达彼岸——这种种套路却难以被讨厌，还要引人心潮起伏、泪水长流。
怀旧不如怀春 认识个年轻的朋友，和本社的同事有些渊源，和他碰过一次面，印象深刻的是他眉间两道深深的竖纹，再辅以严肃的表情，令我留下“磨难”的印象。
后来时常在MSN上看到他在埃及、土耳其等国家出差，各个地点串起来，昭示着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的海外扩张之路。在他，出差即旅途，颇令人艳羡——“工作繁忙本身是最后的馈赠”，Wise同我说。
这个朋友姓冯，自号“疯子”，博客名叫 疯子：怀旧不如怀春。有色泽明媚的图片，还有值得回味的文字，建议大家去浏览下。 7月16日 你是一枚手机电池 “你是一枚手机电池”，舅舅来家，看到我这样说，我不解，舅舅解释说，手机电池要先放完电，再充满电，这样寿命才长。
接下来的分析，并没有往mental方向发展，而是趋向于纯粹的physical方向——手机、电脑、电视机都是带辐射，有静电的，要时常光脚在家里的大理石地板上多走动走动，放放电才好。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后来顺便发生的温馨一幕是，舅舅发现我的脚面上有个伤口，坚持去药房买了一瓶双氧水，我妈妈跑来捉住我的脚，让舅舅给我涂了消毒杀菌，等待的时候，顺便给上了一课“红药水、紫药水、100%浓度酒精、75%浓度酒精、双氧水”等疗效及区别，以及“小病不治，大病吃苦”之类的旧训。
双氧水在脚面的创口上剧烈地冒着泡泡，照舅舅的话说，越剧烈表示细菌越多。今早我自己给自己涂了点双氧水，还是冒出大量的泡泡，不过因为有了具体可循的solution，感觉细菌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半本<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所引发的胡言乱语 周日的下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有道题：过去，你的爱人和情人倾向对你说：
A.你难道不可以安静一会儿吗？
B.可以请你从你的世界中出来一下吗？ 毫无其他可能性，我的答案是B。
做完测试，结果也算不上很坏，我觉得房间有些热，有不能再呆下去的感觉，换了衣服，还找出我的cobra戒指戴上，刚好合适左手中指。带了一点钱、手机、钥匙、IPOD，和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出门。又折回来，脱掉轻便鞋，换上一双米色高跟凉鞋，再拿上了伞。
走了一个街区，去好德便利店买了一瓶冰红茶、一包Davidoff、一只打火机。前天我莫名其妙地在家门口丢了我用了好一段时间的浦发创富版交通卡，所以只好又带了张交通卡，充上钱，明天上班时好用得到。
上街走走吹吹风之外，烟是出门的主题，虽然最后选择Davidoff颇有些不得已。我想找个地方坐下看书，还能抽烟的，环顾中发现一家浪淘沙茶馆，除了底楼有客人在打牌之外，二楼三楼没有其他人，然而老板娘要价很高，我不是不能给，我看着她，看着这个丰满女人的狡黠，看了一会儿，在厌恶泛起之前，决意离开。
最后我回到家附近的小区花园，坐在大理石凳子上，用那简易打火机好不容易在风里点着烟，有一刻脑海里闪过自己读大学时，曾一身黑衣、戴着墨镜、手握红色zippo打火机的形象，感觉有一丝丝好笑，在回忆中纵容自己当时在装束上的手足无措，我难以晓得我该以何种面目示人，才能清晰刻画出自身形象，才能说明我是谁。现在，我身着简便惬意，这装束却并不离我本心更近，倒是中指上的那枚戒指传递出“别烦我”的信息很是符合我的心理状态。
一度担心在小区花园里抽烟的形象不够健康，有碍于来去的小孩子们的活泼成长，然而我为什么要背负这样的罪恶感？既然世界本来就有自己的样子，我为什么要参与对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否定？
好吧，我被夸赞知书达理、乖巧懂事，因为我体会到传统思维的强大，而我又有隐藏起按自己意愿进行的思考、做的事的本能，如此而已。或许现在这隐藏不过是妥协，我希望有一日我能超越这两者之上，我希望能内圣外王。
几乎每一页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都有能与我呼应的句子和灵魂，这是我所热爱的小说类型，而我一度刻意地回避过这样的小说，那是对自我过于狂放的纵容，早先一本《上海宝贝》都能激起撕心裂肺的无声呐喊——爱德华·蒙克画出这样的扭曲狰狞，令我曾在首都机场独自抱着画册，被“似曾相识的景象”击中而潸然，今日，捷克人的叙述又将我辛苦构筑的心理防线击溃。
朱丽叶·比诺什所扮演的特雷莎还形象清晰，看电影时不曾被理解的尖叫与哭泣，得到了文字的注释补充，多了玩味与哲思，然而这样的解析令人离现实更近还是更远？又会不会埋下自我毁灭的种子？一如艾尔·帕西诺在《利欲两心》里所做的那样，世事洞察却不知所措，只能以步步走向毁灭换取终极安全感。
不断地有微风吹在身上，不断地有男人女人带着不同的公狗母狗大狗小狗从我身边走过，我注意到自己的脚上有许多角质，太多次光着脚穿各种鞋子的步行磨损了我的脚，令我愈发不喜欢我的身体，身体是我一直不能在现实世界里得到快乐和满足的一部分原因，因为我体质虚弱、不够健康、有各种各样不致命却令我时刻在忍耐的顽症，而经历过的波动和苦痛、恐于被背叛、梦想不能实现的失落，也足以使我对一切失望失望，我尽力地掩饰，对现实的失望和自己构筑的光鲜世界，我尽力地摆脱来自两极的牵扯，又矛盾地享受着这种徜徉，我幻化日常琐屑种种牵引我如行尸走肉，只得频繁通过思维腾挪转移来享受乐趣，却令惯常所用的忙碌借口变得飘忽、不可信，甚而可耻。
曾有冷酷预言，若不能改变，则将被摒弃，每当念及此，我都困惑我是觉醒，还是愚蠢。我时常被告知，缺乏逻辑、不成系统，不幸的是，我自己并不觉得我缺乏逻辑，我缺乏的是我所缺乏的逻辑，正如我拥有一个房间，却没有能力整理好它，任它凌乱，我有亲密友人，却难以习得友人维护、拓展、深化友谊的方式。我参与长跑，却心不在焉，并时常在抵达终点前退出。
或许我该向心理医师求助，我又有质疑来否决这一动念——我若非此族类，那么倾诉何益？或者心理学只是将我点化成这一族类人？一度为解心劫故，将《中国的道路》、《中国哲学简史》、《大国策》作枕边书，心野宽之消困顿，愈发衬出身处逼仄，强与弱的矛盾愈发激烈。
最好还是被一拳打晕在地，被不容分说抓了去，拔牙削爪，以马拉牛驮的体力者形象参与建设劳动，痛快想想，到底，我怎么能以自欺欺人的参与方式去戕害任何一个人构筑自己世界的理想？那又是不同于我的世界的世界。
综上胡言乱语，我是否足够坦白，展示了我的内心世界，这样，我是否从我的世界里出来了一下？整理出这些有肺结核患者气质的片语，令我可以死上一千次一万次——诉说这一切，却不晓得前路在何方，一切隐秘被可怜巴巴地展示出来，公之于众抑或同某一人轻声喁喁都令我难堪，因为提供隐蔽的神秘零落成笨拙呆滞的顽冥不化。
7月5日 杨德昌之死 最初，还是TONY跟我说起一个台湾的导演，35岁之前是做软件工程的，有一天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是这个样子，就毅然转行拍摄电影，后来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导演。
这人说的就是杨德昌。
有据可考的是，他在26岁左右，有在南加州大学学过电影，成功是有基石的。
令人艳羡的是，他的毅然决然——这需要多么强悍的内心和勇气，才能做出那么干脆利落的转折决断。
他的电影，我看了最重要的两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前一部电影令我偶然有机会去南京时，特地找去牯岭街转转，后一部，吴念真扮演的NJ形象基本定调了我心目中有魅力男性的形象，沉稳、包容、有激情、亦有承担。
杨德昌叙事宏伟在于，他对社会的解构深入细腻，又能将种种解构部件精巧地建构起来，他的电影好像是一块有透明外壳的表，观者所见的是个中部件完美地组合在一起运转，而不是被拆散了摊开的散件。说来简单，然而并不是每一块表都有恰当精良的表芯，还有不少表干脆是电子表。
自然，他与蔡琴的十年婚姻也是无可回避的话题，都是出色骄傲的人，都是太自信不把自己当凡人的人，所以才会有“十年无性婚姻”。2001年，离婚六年之后，蔡琴在香港举办的“一起走来”个人演唱会上，仍然，饱含泪水地提及被抛弃的往事，唱到《点亮霓虹灯》时，哭音绕梁。
负心与否，实在不完全是道不道德的问题，失误在于，不该将幸福的希望寄托于一颗不受束缚的心灵，而并没有体察自身对幸福的定义和渴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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